铜铸历史 --连云港历代铜器

铜铸历史

--连云港历代铜器

在连云港市博物馆的青铜器，数量及价值虽然无法和陕西及河南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相比，但每一件器物也都是一段历史的记录，有着突出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点。

本书第二章中已对西周和春秋青铜器的出土作了介绍，在这里再重点地介绍一下我市出土的春秋、战国的青铜甬钟、编钟，以及秦汉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各类铜器，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到中国源远流长的青铜文化的风采。

1.钟鸣鼎食

在连云港市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展厅里，陈列着悬挂在钟架上的九枚青铜编钟，观之不禁让人联想起那优美的古乐旋律，扣人心弦，令人神往。

这套编钟是 1960年在连云港市锦屏尾矿坝出土的，属战国时代物。

将多个钟按音程高低悬在架子上编成一组，这就是编钟，是古代的槌击乐器。古人敲击钟的形象，我们可从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的一件战国时期的"宴乐渔猎攻战壶"的图案中可以看到，在布满壶体的丰满画面的中层，有宴乐图像，在悬钟的下面，乐师手拿捶，作跪姿，敲打着乐钟，形象优美，生动自然。

古代青铜编钟的铸造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制作其它类器物的难度为大。《吕氏春秋•仲冬纪》云∶"晋平公铸为大钟，使工听之，皆以为调矣。"师旷曰∶"不调。请更铸之"。这说明即使在铸钟全盛的春秋战国时代，要铸造一件音律准确的钟，也是不容易的，常常要毁掉重铸。

1983年，东海县青湖乡丁旺村曾出土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一组九枚的甬钟。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它和尾矿坝出土的编钟不同的是，编钟是悬挂起来敲击，而甬钟是有一长的实柄，中空，使用时口朝上，是拿在手里敲击的。

先秦时代的乐器，就质地而言，主要有石、陶、铜等，钟是铜质乐器中重要的一类，供贵族在祭祀或宴享时使用。西周时代的钟铬文、就记有作钟目的是为了"用享大宗"，来祭祀祖先。古文献中有"钟鸣嘉食"句，意思是列鼎而食，食时则击钟，是贵族生活的一种奢华排场。钟最初可能是从铜铙演变而来的。铙一般是在中空的短柄内安木把，使用时执把，口朝上用木槌敲打。特别大的铙使用时也需插在木座上，一般是三至五个一组。钟是利用钟纽悬挂在钟架上的，有的大钟单独悬挂，称"特钟";有的是大小几件或十几件一套，按大小次序悬挂在钟架上，称为"编钟"。一组编钟又称"一肆"。悬钟架的横梁叫"  "（音sun），承托横梁的柱叫"  "（音Ju），两端常有鸟兽形象的青铜制的套，叫"  "（音fu）。

编钟是我国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乐器，从古书记载看。它居于"钟鼓管磬羽干"之首。《诗经》的第一首《关雎》中有"钟鼓乐之"这样的句子，可见钟的用途在当时已经很普遍，连老百姓迎亲娶媳妇也敲钟打鼓，作为一种仪仗中的常用乐器。

考古发现使我们知道，最早的编钟属西周时期，三件一肆;西周后期至春秋的编钟，一般已发展成八至九件为一肆;战国时代的编钟13至14件为一肆。

先秦社会使用青铜编钟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用编钟之数是与等级、身份密切相关的。依据礼制的规定，使用编钟是∶天子宫悬（四面排列）、诸侯轩悬（三面排列）、大夫判悬（两面排列）、士特悬（一面排列）。近年来，考古发现的随葬品丰富的大墓中，常常有几套编钟，这与史书记载的"其功大者其乐备"的说法相符。这说明，先秦时代青铜钟具有统治权力象征的性质。由于青铜钟具有代表着统治权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上对下时有赏赐钟的。文献记载晋食曾以乐钟之半赏赐给他的功臣魏绛。国家还专设钟师以"掌教金奏"，训教乐师，为统治阶级服务。《左传》上多次记载，当大国吞灭了小国之后，大国就将小国的钟搬到本国的宗庙里面;抓到战俘后，战胜国往往把俘虏杀死在大钟前，这叫做"衅钟"。春秋年间，鲁庄公曾打算造一回特大的巨钟，他的谋士曹刿就进谏说∶"咱们小小的鲁国造这么大的钟，配吗?我们应当考虑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啊!"由此可知，钟的大小不仅象征着国家的权威，也标志着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2. 奉匜沃盥  

现在很多招待所、宾馆在某一个房间的门上贴上盥洗室"三个字，人们一看就知道是洗漱的地方。然而古代人是如何洗漱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感谢老祖宗为我们在地下埋藏了一组两千多年前的盥洗用具，使我们直观地看到古人"奉匜沃盥"的生活画面。

1983年，东海县青湖乡丁旺村出土了一座春秋早期的墓葬。其中有一组九枚的青铜甬钟、三件铜鼎、一件钢匜、一件铜盆。其中铜匜、铜盘正是两千多年前的盥洗用具。

先秦时代的贵族有一种特别讲究的洗脸、洗手的方式，称为"沃盥"。沃是自上浇水，盥是用手接水洗脸洗手。自上往下浇水的器具古代人称为"匜".下面接水的器具就是"盘"，所以在先秦的墓弹中便和盘常常在一起出土。

东海县出土的匜，长 36厘米，高16厘米，画身就像半边剖开的水瓢，前面有一个缺口，好让水由此流下。腹下有三只马蹄形的足。后面有一兽形的把手。马蹄形足上铸出鸟头纹样的凸棱，椭圆形的流上口沿一周铸印一圈云雷纹。缺口径 23厘米，流长11厘米，宽7厘米。流宽而较深，使水集中流出而不旁泻。整个匜的造型如同一个站立的鸟，引颈长鸣，端庄而又凝重。

铜盘∶平底、折口、宽边，口径 42厘米，高7厘米。在盘腹正中饰一个浮游的鱼纹。口沿外侧各有一个穿孔的鼻耳。盘的作用是等接由匜流下而使用过的盥洗之水。

使用盘匜洗漱，先秦时期一般要三个人伏侍一个人。《礼记•内则》∶"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这是一个举匜，一个捧盘，实际上还要有第三个人奉内，拿着手巾，等待洗漱完了以后擦干。这个排场实在也够大。

到了汉代这种进盥的方法已经大大地简化，直接向盘里注水洗漱。这方法一直使用到明清以后的"铜盆"，由铜盘演变成铜盆，是在形制上的变化。盆的腹部加高，使其盛水多。而匜到了汉代出现了更多质地的匜，有铜、陶、银、漆各类，从墓葬出土的情形看来，它的作用和功能增加了，除了"注水"还有"注酒"，因而匜因功用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用途。

3.楚境尹戈

1990年，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屏镇岗嘴村锦华石油化工厂在基建中，于距地表约1.5米处发现一座小型土坑墓。墓已残，墓口及随葬器组合已不可知。墓内残留着轻少量人骨。从尚存的灰黑陶罐残片分析，此墓为战国末期小型墓。这座墓中出土竖向排列的青铜三戈戟一柄（图1）。这是一组典型的春秋战国"行戟"。行戟的部（戟的木杆）已腐朽不见，戈的"阑"部（戈的柄部）），仍残留有痕迹。现保存在连云港市博物馆。

行戟有三个戈上下组成。上戈平援（刃的上部）长胡（刃的下部），平内（戈尾部）。通长25厘米，援宽2.9厘米，阑长12.5厘米，宽3厘米，内长9厘米，宽3厘米。阑有三穿（眼），穿长1.1厘米，宽0.5厘米。

中戈援微上翘，长胡内向微上翘，内部有刃。通长25.2厘米，援宽3厘米、阑宽2.3厘米、内长9.8厘米、内宽29厘米。阑有三穿，上下穿较小，内有一小穿。

下戈与中戈基本相同，内部无刃。通长 22.3厘米、援宽1.8厘米、阑长 10.6厘米、阑宽2.5厘米、内长8.2厘米、内宽2.4厘米。阑有一穿，长1.2厘米、宽0.4厘米。内无穿，内一面有铭文两行共10个字∶"都寿之岁襄城楚境尹戈"。

这三个戈上下排列，绑缚于木柄上，就组成了一个具有很强的杀伤力的武器"行戟"。因此，这组戈又可称为"襄城楚境尹行戟"。

这件行戟的价值在于戈上的十个字铭文。是一件极为罕见的有绝对纪年的楚国晚期的标准器。对研究当时楚国舆地、列国关系、楚文字以及楚兵北上灭莒、灭鲁的时间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都寿之岁"，为战国时期楚的习惯用语，常以某重大事件为纪年录事的时间依据。"都寿之岁"，应该是地名，都是动词，这儿是指建都，"都寿之岁"，即是楚国在"寿"建都的时间。寿当指寿春，《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目郢、"即今安徽省寿县。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即公元前241年。这样，襄城楚境尹戈制作的绝对年代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为战国晚期楚兵器和楚文字建立了一个标准。襄城，据《汉书•地理志》载，辖境约当今河南省襄阳、邦县、舞阳一带，春秋早期为楚所有，到战国中期为魏所占，后疆境不断变化，曾为秦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楚又据有襄城，成为"楚境"。楚与秦战直至失地而迁都寿春，但襄城仍握于楚，成为"楚之西津"。尹，正也，或"官正也"。"楚境尹"，当为边境襄城的守官，戍卒除职守边疆外，有可能还兼顾作战武器的制造。

连云港市在春秋及其以后，曾为郯莒之属地。后先属越，再属吴，为鲁之东境。楚怀王十九年（前310年），楚占越都，以故吴地设江东郡。楚顷襄王十五年（前 284年），楚尽收淮北之地，从此稳坐泗东。顷襄王三十五至三十六年（前 264、263）。楚再次向东用兵，灭郯。楚考烈王二年至七年（前 261—256），先后代鲁取徐州（滕县一带），灭邳、小邾、费，最终灭鲁，占鲁全境。考烈王五十年，楚灭莒。这柄行戟应该是楚灭鲁、灭莒之后浸润淮上直至海滨的历史确证。考烈王二十二年（前 241年），距楚灭鲁已有十五年之遥。说明鲁境东海之滨仍为楚有。它是楚之征战人员之武器，死后最终随葬。

"襄城楚境尹戈"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不仅它有着绝对的纪年，而且在楚灭鲁、莒之后至秦灭楚之前楚国东西部疆域的研究，特别是对连云港市战国末期的史地变迁和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和实地史证。

4.秦铜诏量

计量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基本计量单位的制定古文献中称之为"起度"。至迟，在秦汉以前中国的"律、度、量、衡"已基本确定下来。但国与国之间的标准极为混乱，缺少一个标准器。秦统一六国后，就对全国的度、量、衡作了一个统一，订出了标准。这一事件作为秦国的一大政绩而保留于史册中。东海县出土的"秦父子铜诏量"就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1982年在东海县双店乡竹墩村出土了一件"秦父子诏量"。这个"量"是秦代制定的标准量器，实际容量为630毫升，和文献中记载的秦《效率》中的"—参"相等，即三分之一。这个量上镌刻有秦代始皇帝赢政和二世胡亥两人发布的不同诏书，因而将这个"量"定名为"秦父子诏量"。该量铜质，口近圆形，靠柄部弧曲。柄中空，圆底，量壁和口沿有磨损，应该是秦代的日常所用的量器，死后陪葬。根据铭文中"相"、"皆"、"黔"、"并"等字的残缺程度，磨损约0.6厘米。铜量口径18.2、高7厘米，底径9.65厘米。铜量的外腹部一侧竖刻秦始皇二十六年的法度量诏书，阴文篆书，文7行，行6字，共40个字。字径0.6—1厘米。文曰∶"二十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召丞相疾绾法度量，则不壹歉者皆明壹之。"

在外腹部的另一侧刻有秦二世胡亥法度量的诏书。亦篆体阴文。文 12 行，行4—6字，计60个字。字径0.4—1厘米。文曰∶"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主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其于久远也使毋疑"。

据报道，秦代诏量在全国发现仅五例。"秦父子诏量"的发现不仅对研究秦统一全国度量衡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为研究秦代的文字、官方文书也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实物资料。

5.以铜为鉴

鉴就是镜子。现代人是用电镀玻璃作镜子整理衣冠的。在发明镜子以前的古代人是用什么为鉴的呢?孔子说∶"鉴于止水"。古代人是用静止的水做镜子的。后来是用青铜镜来照面。

我国青铜镜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以后在商周和春秋时代的墓中都有零星出土，数量不多。在铜镜发展的长河中，正如源头的涓涓细流，到了战国时期，铜镜出土的数量猛增，恰如大河中的高潮迭起。而到了汉代，当各种青铜礼器衰微之时，而铜镜的制作又如洪峰到来。铜镜纹饰争奇斗妍，蔚为大观，将中国铜镜的工艺推向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淮南子》中曾以"满堂之坐，视钩各异"来形容汉时带钩的形制各异，做工精良。而《急就篇》中则说∶"镜、梳比各异工"。汉时的铜镜、漆盒和梳篦的制作可以说巧夺天工，精美绝伦。在汉代"事死如事生"和"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的观念支配下，铜镜用作陪葬品，大量铜镜成为"市卖之物"。

建国五十多年来，连云港市海州、锦屏等地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铜镜，仅目前入藏的即 200多面。其中尤以两汉墓葬出土甚多，且品类齐全，约占整个入藏铜镜的80%，较好地反映了汉代制镜工艺的水平。五代、唐、宋墓葬中发掘的铜镜，也占有一定的数量，唐镜制作工艺精良，纹饰十分繁复，反映了盛唐时期的经济繁荣。宋迄于明清，铜镜的制作已日薄西山，渐趋衰落。

战国铜镜在连云港未见出土。在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一面"规矩蟠螭镜"，是藏镜中时代较早的一面，是秦汉相交铜镜的代表，它的风格是从春秋战国的"蟠螭透纹镜"发展简化而来。圆形、折边，直径11.3厘米。镜背鼻纽，纽座方形。座外以连续的回旋状变体蟠螭纹线条构成几何图形。方形座四周有一个"T"形纹饰与环状带上的"L"形纹饰相对。

从西汉早期到新莽以前，是我国铜镜工艺由图形装饰进入文字装饰的递变时期。从连云港市西汉木椁墓、砖石墓出土的铜镜资料来看，战国时期十分流行的四山纹镜、弦纹镜、变形兽纹镜等很少发见。西汉时期海州地区比较经常见的有星云镜、日光镜、昭明镜、连弧纹镜、四乳禽兽纹镜、规矩镜。1983年自云台公社印德庭处征集一"方字昭明连弧纹镜"（图 2）。镜背圆纽，圆纽座。纽座外有内向 5—10个连弧纹一周。外区为铭文带，字体方正，铭文中减笔、伪字、代字很多，文句亦有减句现象。素平缘，有宽有窄。铭文中每个字中间夹一"而"字。铭文有"内清质以昭明"，"内清以昭明光夫日月"等。青白连弧纹镜，直径18.5厘米。1984年 4月于孔望山吴窑汉墓出土。圆纽，连珠纹纽座。纽座外有八内向连弧纹一周。外区为铭文带，字体方正，不易辨认。

西汉墓经常出的有一种"规矩镜"，变化比较多，有规矩草叶纹镜，四神规矩镜、龙虎规矩镜等，图案十分复杂，有的有长长的铭文，如"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四造八子九治中央未老玄"。

新莽时期出土的铜镜以"四乳鸟纹镜、规矩禽兽纹镜、四乳四灵纹镜、上太山规矩镜"等是新莽时期比较流行的款式。东汉时期，"多乳禽兽纹镜"、"云雷连弧纹镜"、"君宜高官连弧纹镜"、变形"四叶八风纹镜"、"环绕式神兽镜""龙虎镜"等有较多的发现。并且铭文逐渐成为铜镜纹式的主体部分，造镜工艺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唐代海州出土的铜镜比较多的是"葡萄神兽镜""团花镜""凤鸟镜"。铜镜质量好，胎体厚重，图案鲜活。1972年，海州南门外王疃庄出土一面唐镜，圆纽葵边，无内外区之分，整个镜背中布满了一幅完整的图案，有凤有孔雀。双鸟衔绶、三鸟衔绶，两孔雀上下反向飞舞，中间四朵云气纹。整个画面有一种灵动之感，图像栩栩如生，至今镜面明亮，光可鉴人。

郭沫若先生曾说∶"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准，在这里艺术和生活是密切结合的。"如果我们将我市地下出土的铜镜长长地排列起来的话，那些图案各异、富丽堂皇的铜镜，不正是我们祖先在两千多年的历史画卷中绽放的又一朵奇葩吗?今天，铜镜虽然退出了生活的舞台，但它们的神韵和光采仍然在灼灼闪光，这一艺术的成果将千秋万代留存在我们国家的史册之中。

文章来源于网络，作者刘洪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