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古碑重沐天光,花果名山见证迭出
1983 年春,连云港市建筑一处以及花果山园林处的职工在市园林局负责人的带领下,依照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潘谷西教授的设计,清理留于 1938 年遭受日军轰炸的三元宫大殿的基础,从废墟中发现了一些残破的碑石。
我闻讯登山,经现场查勘,找出 13 块残石。分属嘉靖二十一年的《大仙庵游记》、万历年间张朝瑞的《纯阳庵碑记》、康熙四十九年姚陶的《登云台山记》、道光十二年的陶澍的《登云台山诗刻》以及《云台山蟠龙丈人歌》…
经过文献辩证证和史迹考订,我写出报告刊于《江苏文博通讯》总51期,并要求工人师傅将刻石砌入自在天回廊的墙壁,以便保护和供人观读。
回廊的立清古碑是现存载述花果山和三元官沿苗提
其中,嘉靖古碑是现存载述连云港花果山和三元宫沿革最早的实物见证;是与《西游记》故事和人物紧密相关的石刻文字;是连云港地方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是连云港地方乃至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为各类史书和地方志乘所漏载,具有重大的
人文价值。
报告发表后,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尤其是致力于《西游记》研究的人们特别关注那块重在记事、存史价值较高的嘉靖碑石。然而,事隔不久,除了姚陶《登云台山记》的 5块较为完好的碑石被砌入回廊外,余皆不知下落。
20年来,我总是惦记着那些失踪的残石,每忆及此,懊恨,叹惜,失落就咬噬在我的心田。我苦苦地打听寻觅,期盼着它们重见天日。连云港花果山管理处主任孙锡华,退休干部朱开亮、赵悦君诸位在修纂《花果山志》的过程中,从荒草瓦砾中重新“救”回了嘉靖碑石,使我能借助这二十年间的中外文献资料,重新审读这块价值连城的石刻瑰宝。
众所周知,三元官存在一个十分悠长的文化断层,明清文人挂在嘴边的那句概括三元宫历史
的老生常谈—_"发迹于唐,重建于宋,敕赐于明",太缺少物证。所以,人们在叙述这座“名山寺院”的历史时,除了念叨这12个字之外,无可奈何的把三元宫的创建,归结到淮安人谢淳于万历十五年“毁家独建”这件事情上,甚至把“奠定”三元宫这座“名山寺院”的功勋章也别到了谢和尚的袈裟之上。
可是,明泰兴王在《东海云台山三元庙碑记》中指出,谢荐之所以要毁家独建,是因为他到云台山进香时,看到三元建筑的规模和格制,远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宽敞和辉煌,甚而可以说是关于寒碜∶"三元大帝职专山河,大有功于世者,庙制顾若是狭小耶?欲广大之。乃脱俗寓兹,矢心营建。
问题是,谢淳所指的"狭小"的三元庙制是什么法式的建筑,是谁所创?明代顾乾的《云台山志》说得颇为肯定∶ 成化元年(1465),一位法号"清风"的鲁王孙因为爱慕云台山幽竣的山水而留住云台,并募资重建"三官殿"。
这座"三官殿",正是谢淳为之叹惋的"狭小"的"三元""庙制",而清风之前的三官殿呢?文字无载,物证没有。
嘉靖二十一年碑石为这一道历史峡谷搭建了一座千古之桥。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一月初一日,林下越朐先生游览云台山金牛顶的大仙庵,并向庵里的僧人访寻此山的历代遗迹,得知这里早有"仙居道成",但说不出是创于那一个朝代,庙址是有的。和尚能知道的最早的"师祖",也只有"清风"。成化三年(1467),清风重建了大仙庵。嘉靖碑石印证了云台山志所载,并进一步指实,大仙庵是清风重建三官殿建筑里的一座主要的院落。尤为难得的是,嘉靖碑石还把这位被地方史籍稽索得最吃力也艰勉的清风的生卒年说得明明白白∶"师祖生于正统丙辰(1436.卒于弘治壬子(1492)",就是说,鲁王孙 29 岁到云台山,31岁重建三官殿、大仙庵,52岁圆寂。弘治十一年(1498),又有一位法师宝芳在此继承清风的遗志,再次扩建大仙庵——此刻,世界文化史的年表上正闪烁出耀眼的星光——公元1499年,伟大的文学家吴承恩在淮安诞生。
43年后,大仙庵的住持是道容和德连;隔年,云台山水帘洞门前的"高山流水"刻成;又过了 45年后,淮安谢淳出家云台山,法号德证,毁家独建三元宫;数年之后,震世骇俗的响世名著《西游记》,直面人间苍生……
嘉靖碑石上跳动着的历史脉搏,伴和着文学大师吴承恩的声声吟啸和频频叹息,嘉靖碑石所指证的古构名刹,映照着一部世界名著的人文时空。
如果从《西游记》第二十四回《万寿山大仙留故友》翻开去,一场以大仙庵为背景,以人参果为红线,以三元中的地官及其徒弟清风、明月以及唐僧、孙悟空、猪八戒为主演的道佛戏谑和仙魔争斗的演绎,使我们相信,吴承恩是和林下越朐一样来到大仙庵观光的墨客骚人。
大仙庵,是地仙之祖亦即天、地、水三元中地官的府第。云台山口碑相传、史迹载述∶唐僧是三元的本家兄弟;《西游记》第二十四回中,吴承恩借大仙的口说唐僧是他 500 年前的故友。最妙的是,大仙庵的附属建筑,有"清风"古刹和"明月"庵,而《西游记》里受大仙之命去敲击人参果准备招待唐僧的两个徒弟,恰好也叫"清风、明月"。
谁能相信?吴承恩写大仙,是在凭空异想,荒唐胡编?亦或,这一切完全出自偶然?
方志家言,"大仙庵创自皇佑四年(1052)",可是,至今还没有找到相关的物证,因为现今保存在花果山上、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姚陶《登云台山记》、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云台山三元庙田地碑记》、嘉庆十六年(1811)的《灵官殿募化观音殿山碑》乃至年代最早的明万历三十年(1602)的"圣旨碑",都没有把三元宫可证明的历史追溯到万历年以前,唯有嘉靖碑石把三元宫有物证的历史追溯前推了135年,而且明确地交待出云台山文化史上一位里程碑式人物的生卒年。
嘉靖碑石的文献旁证力也是前述几块碑铭所不能比拟的。该碑落款上有一位赣榆县教谕赵镗,海州地方志在职官表和人物传记中均有载述,此人由知县贬作教官,这位善于"讲论"的临海人,正德五年(1510)任职于海州,后迁任潮州府通判,30 年后,赵镗重游海州,登云台山,与海州的学官、信商和捐财者一起立碑记事。
嘉靖碑石是云台山三元宫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三元建筑之无可辩驳的铁证;它使云台山间关于"三元之先,世家东海,得道云台"的千古传承得到了实物证力的诠释。尤为难得的是∶嘉靖碑石还是云台山三元建筑中大仙庵惟一的物证,大仙庵与《西游记》的故事背景以及主要人物紧密相关;嘉靖碑石的镌刻又与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酝酿和开笔同步。
"勿庸置疑,嘉靖碑石是中华文学史长河中一缕光彩夺目的激流。
铭谢孙锡华诸公,休止了一次令人心痛的文化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