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韵海州城（连云港）------超越浪漫

超越浪漫  夏坚勇
文章的缘起，来自那天在连云港市云台山下的东磊，那个热情得像个大孩子似的村主任说∶《镜花缘》的家乡就在这里。我心中一动，《西游记》与连云港云台山的不解之缘，这我是知道的，如今又来了一部《镜花缘》，中国古典小说中两本异境天开的奇书，竟然出自同一座云台山，这就很有点意思了。
《辞海》中在解释浪漫主义的定义时，列举了一串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其中说到"中国文学中屈原、李白的诗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等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这里没有说到《镜花缘》，其实这是一部不应被忽视的作品。《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之一，但如果我们把范围稍稍扩大一点，推选出中国古典小说的"十佳作品"，那么《镜花缘》必在其内，而且就风格而言，这"十佳"中最具浪漫主义特色的只有两部——《西游记》和《镜花缘》。

这两部奇书的作者在创作时，都曾把目光注视这里的云台山。
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的目光都曾透过连云港云台山雄奇峻秀的峰峦而远眺大海。
是的，大海，它是激情和幻想的渊薮，是澎湃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奇诡和浪漫。中国文学中自古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江山情结"，"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何有诗"，这是大诗人陆游的感慨。其实陆放翁并不是一个很放浪的人，他向往的只是潇湘一隅的灵秀和清旷，而不到大海，又岂能有异境天开的浪漫?在这一点上，吴承恩和李汝珍是幸运的，他们的生命之舟就依傍在这云台山下.当时的云台山还是孤悬沧海的仙山。《西游记》中关于东胜神洲敖来国的描写就不去说了，《镜花缘》中关于海外奇境的描写也不去说，这些无疑都是以云台山作为蓝本的。这里只说一则世人尽知的小情节，孙悟空那根打遍妖魔鬼怪的金箍棒，原先就是龙宫里的定海神针，这实在是很有意味的一笔，它折射出人类的一种深层意识∶大海是神奇和力量的本源。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区别于海洋文化的大陆文化，它富于理性而缺少幻想和激情，这种文化以发祥于黄河流域的儒家文化为正宗。但华夏古国的东部又有漫长的海岸线，中国生民并不缺乏对大海的向往和关注（例如《山海经》）。另一方面，比之于北方的黄河文化，南方的荆楚文化则带有更多的浪漫色彩，高吟狂放的屈原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这样，在中国文化的大坐标上便有了这样两条曲线∶一条是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临界线，它大致是南北方向的。一条是黄河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临界线，它大致是东西方向的。这两条曲线在中国海岸线的中部附近猝然相交，形成一个闪光的坐标，它的名字叫海州。于是从这里走出了两位超凡卓越的浪漫主义大师，，这正是∶天造地设两巨著，各领风骚半边山。云台山集地灵人杰于-身，成就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永远的丰碑。
《西游记》和《镜花缘》表现了中国生民对大海的向往，但在封闭停滞的中世纪漫漫长夜中，这种向往是相当苍白的。李汝珍是一位"于学无所不窥"的才子，在《镜花缘》中，他用几乎一半的篇幅描写秀才唐敖、商人林之洋和船老大多九公等人三次海上旅游的经历，其想象之浪漫离奇，真可谓天马行空，五光十色。然而奇怪的是，林之洋等人在海上往返三次，历时四年零三个月之久，却从未进过一次港，所到之处，或把船靠岸，或停泊在山脚下，或收口。全书洋洋五十万言，连一个"港"字也找不到。作为一名多才多艺通今博古的学者型作家，为
什么对一个"港"字竟如此陌生呢?答案只能是∶作家的想象再浪漫，却终究不能超越他生存的历史环境，李汝珍生活的海州，当时只是一处有口无港的海湾，因此船舶靠岸只能谓之"收口"。
海州建港，是在李汝珍谢世一百年以后的本世纪初叶，这中间不能不说到一个叫沈云霈的海州人。
沈云需是清末民初的实业家，当时与南通张謇、赣榆许鼎霖同誉为"江北名流"。中国近代史上的实业家大多是从官僚起家的，清宣统年间，沈云霈担任过史部侍郎，掌管全国文官的挑选、考察和任免升降事宜，权力很大的。因此，他对清王朝留连难舍，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中，他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总的来说，这个人在政治上是个守旧派。但他是海州人，知道这个"海"字的价值，海州有得天独厚的建港条件，他心中有一个东方大港梦。而为了建港，就得有铁路。
这条铁路就是当今备受世人注目的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段--陇海铁路。
翻开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一九一六年充斥着甚嚣尘上的诸多论争∶"府院之争"、"直皖之争"、"商榷系与研究系之争"，却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实业家沈云霈和张謇之间的一场论争。这一年，陇海铁路通至徐州以东，对于延伸方向，决策层产生了严重分歧。沈云霈主张修到他的家乡海州，终点放到大浦港码头，而张謇则主张把铁路修至他的家乡南通，终点为崇明大港。争论的双方都是当时的名流，又都以自己的家乡建造东方大港为最终目的。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总是以"尽瘁桑梓"为标榜的，但这两位老先生在涉及这个敏感的话题时，都说得很冠冕堂皇。请看张謇在《为陇海线致张、解二君函》中的一段话∶
"南通者，中国之南通;海州者，中国之海州，非一省、一县、一人之所得私也。"
话说得很有道理，无论是在南通或在海州建港，都是中国的幸事。
最后是沈云霈的主张占了上风。于是海州附近一个叫老窑的渔村开始在中国的地图上显露头角。但老窑这个名字太土气，当时的一些报刊上称之为∶"陇海铁路终端海港"，这大概是中国地图上字数最多的地名了，它折射出某种尴尬∶位于海州的这个东方大港还只是纸上谈兵的设想——-虽然这种设想并不缺乏浪漫色彩。
中国地图上这个字数最多的地名保持了大约十七年，到了一九三三年开始建港时，一个叫钱慕霖的铁路局长嫌它冗长累赘，在关于建港的报告中大笔一挥，给它换了个颇具气势和亮色的新名字。
新名字叫连云港。
从老窑到连云港，多少代人的浪漫和向往终于化成了走向大海的蹒跚之履。如今，当我们站在云台山的峰峦上远眺大海时所体味的历史感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观照，而是交织着痛苦和苍凉的思想历程。
在陇海铁路的起点处，耸立着一座四十多米高的钟楼，它始建于一九三三年，历经六十多年的风雨沧桑仍然保留着昔日的风貌。六十多年中，连云港已从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渔村，发展成能停泊十万吨级远洋巨轮、年吞吐量二千多万吨的国际海陆联运枢纽港。钟楼是连云港人走向大海的历史见证。在欧洲，城市钟楼的出现，曾意味着世俗的时间打破了宗教神学对时间的控制与垄断，也打破了中世纪平静安闲的田园牧歌，促发了以时间为金钱的工商业文明。从那悠远的钟声中，我们听到了历史老人的咏叹∶一场历史巨变会使简单的道理变得深刻，深刻的道理变得更为平实易懂∶一个巨变的时刻，抵得上无数个平庸的岁月。
连云港的巨变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在改革大潮澎湃接天的二十世纪末叶。
我曾在名闻中外的海州将军崖岩画前久久留连，岩画中有一组三个太阳的图案，考古家们认为，这是原始农业部落的天图像，其呈"V"形的两条圆心连线为立春和立秋的正午太阳射线，这种解释当然不无道理。但当地的乡民却持另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图案中的三个圆形分别代表早晨、正午和傍晚的太阳，而处于上方的两个则是早晚的太阳，因为在海滨，早晚的太阳最大，也最辉煌。
这是一种相当朴素的宇宙观，但谁又能说他们没有道理呢?大海是太阳的出发点和归宿，日出日落，实际上是太阳以大海为基地的朝辞夕至，海州人的眼界里有两片大海。
那么，西边的大海在哪里呢?
今天的连云港人作出了解答∶在鹿特丹。一九九○年九月十二日，中国的北疆铁路与中亚的土西铁路接轨，全长一万零九百公里的新亚欧大陆桥挑起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两片海洋——太平洋和大西洋，而连云港则是屹立在太平洋边的东方桥头堡。
走向大海，连云港人正在超越远古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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