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上墨韵----连云港地上石刻

石上墨韵----连云港地上石刻

连云港市群山逶迤，崎崛迭翠。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在千峰竞秀的峰岭，还是在孤高突兀，或是平坦如砥的山冈，只要是游人可及的地方，均能发现不同时代的石刻，正可谓是星罗棋布，丰富多采，其数量之多，历史之久，分布之广，价值之高，为中国沿海城市所少见。据统计，仅登录于地面文物名目的就达 30余处，400余刻。其中国家级两处，即将军崖岩画和孔望山摩崖造像;省级文保单位10处;市级文保单位12处。仅入选《江苏省文物古迹通览》的石刻即有30余处。石刻荟萃，从原始社会到两汉，从隋唐到民国，它们是连云港市历史沧桑的见证，也是我们祖先馈赠给我们的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石刻从不同的角度为研究连云港市的地理变迁、建制沿革、城市发展、佛道历史、地方经济、文化教育、军备海防、民俗风情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20 世纪 80年代，南京大学高国藩教授来连云港考察，赞誉连云港市是"石刻之乡"，各类石刻"是连云港的一部石头文化"。

石刻这类文物，建国后才从旧有的金石学中分离出来，成为文物研究中的一个单独的门类，其中包括题刻、碑碣、造像和石雕。

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金石学家认为，铭刻最早者为商代之甲骨文，而石刻最早者为先秦石鼓文。将军崖岩画的发现，将中国石刻的历史上推到4000多年前。在刻石工具及镌刻方法问题上，他们认为石刻的出现是在战国时期，证据是在这个时代铁器逐渐代替青铜器，而铁的硬度远大于青铜，便于在坚硬的石材上镌刻。而早在 4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以大山为纸，以石器为笔，用磨刻和琢刻的方法，记录下他们部落的生活和历史。上古、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碑刻，成为用作记功、颂德、承宗追远的重要记录材料。而隋唐以来，碑刻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歌功颂德，它所记录的内容更为广泛，题名、游记、诗刻、记事，内容丰富多采，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和孔望山摩崖造像属国家级文保单位，是石刻艺术中的难得的绮丽瑰宝。它们同属于摩崖造像，但前后相距却有数千年。在本章石刻文化介绍中，有关摩崖造像、佛教造像以及汉画像石的内容都不涉及，为读者展现的主要是题刻、碑碣方面的内容。在全市登录的 400余刻中，将其中的珍品呈现给大家，使大家审视文化的同时得到美的欣赏。

连云港市最早的文字石刻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在云台山的东磊摸忽山中，我们发现了4000年前的古文字石刻。4000年前的文字刻在东磊的太阳石上，画面上除了有太阳、金乌、圆窝、图形等石刻外，还有四个古拙的文字∶工、  、丹、 。据来此考察的北京大学教授、古文字学家王大有先生的辨识是"工、俞、风、重"四个字。"工"是人方之工，就是古代测量太阳影子长短的矩。"俞"是测天的一种工具规，即"揄"字的本文，俞从手是拿着规测量太阳。"  "即风的初文，"几"是表示天穹的盖天，"上"表示竖立的观测日影的扶木，它的原始写法是"周，表示风从天上吹来。"甲"是古文字"重"字的省写，即"赣"字的初文，这四个字表达含义是∶这里是重部落的观天测象的中心。或者说是我市赣榆县得名的原始含义。这不仅为我们解开了赣榆名称的由来之谜，也使我们从历史的视角理解赣榆初设云台的文化内涵。藤花落遗址的发现、东磊天文观测台的确定，为我们重现了古史传说中的"羲和之国"。（此段落以下方图片内容为准）

中国最早海权石刻的发现是近几年我市文物普查与考古工作的又一个重大的成果。1987年，连云港市的文物工作者在东连岛灯塔山羊窝头北侧的海边发现了一处隶书石刻，从仅存的文字推析，将其定为"东海郡与琅琊郡的界域刻石"，时代断定为西汉（图1）。无独有隅，1998年在连岛苏马湾又发现了一块与羊窝头石刻时代相当、内容相近的界域刻石。这块刻石与羊窝头刻石相比，因远离海边未受海浪的长期侵蚀，虽风化严重，文字仍基本可以辨认（图2）。

"东海郡朐与琅班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西直况其。朐与柜分高顶为界，东各承无极。始建国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书造。"

苏马湾刻石因其与羊窝头刻石内容极其相似，因而可以断定，这两处石刻是同一时间的历史遗存，也就是新莽始建国四年（12年）的刻石。从其内容分析，可以推定这两处石刻是东海郡与琅琊郡的分界刻石。这是全国遗存的唯一一处有关西汉时期郡级划界的刻石，其意义十分重大。

苏马湾界域刻石的发现，为我们解决了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悬而未决的争论∶

一是今日连岛为西汉、新莽时期的琅琊郡的南界，连岛为柜县所属，其北就是赣榆，中隔艾水，西与况其县接壤。今日徐福村应在柜县属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徐福是"琅琊人"是有其历史依据的;

二是柜县既以刻石立证具体地划定了其属地范围，因而较长时间包括《汉书》及上海复旦大学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计斤和柜县的行政区划标在胶州湾以西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三是苏马湾界域刻石是东海郡与琅琊郡的分界刻石，明确地划定了两郡的海域权属。从胶州湾至柜县以东是琅琊郡的海域，从柜县以南至今日灌河口以东是东海郡管辖的海域，海洋权属十分清楚。可以这样说，苏马湾界域刻石是我国最早的以石质为载体的郡级海洋权益法的版本，成为我国碑刻考古上的又一次重要的发现。

我们在研究苏马湾界域刻石时，往往只注意到其内容以及历史价值而忽略了它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在中国书法史上，西汉时代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其实，这段时间正是书法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是中国书法由篆向隶书、草书转化的时期，也是"承秦而开两汉书法艺术"的关键时期。连云港市有两件书法作品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而写入中国书法史∶一件是东海尹湾汉墓中出土的西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简册草书《神乌傅》;另一件就是连岛两块界域刻石。一简一石，互为印证，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时期中国书法艺术的演变。正如陈松常先生在《马王堆简牍书法艺术散论》中所言∶"入汉以后，……以马王堆汉墓所出的简帛文字为代表，可谓上承秦代的书艺传统，下开以隶书为主体的八分、章草、草书、真书等各种书风之先河，实为书体篆隶蜕变的关键时期"，界域刻石的书风正显示了古拙的隶书中仍带有篆意的古隶书的风韵。在文字发展史上，隶书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转折。它的定型，标志着汉字脱离了古文字时代而进入今文字时代，汉字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西汉晚期已达到成熟阶段，基本定型，是汉代的主要字体。汉代的隶书在形体和笔势方面不断发展逐步形成种扁方、规整、捺笔上挑等讲究挑法波势、波磔的书体，从篆书到隶书的演进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从此汉字走向更简化、笔画化、定型化。

汉代隶书刻石是秦汉刻石中的主要部分，是两汉书法艺术历程与成就的主要实物资料。连岛界域刻石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两汉（含新莽）隶书石刻资料，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件不可多得的实物。连岛东海郡琅琊郡界域刻石于1995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连云港市保存的历代摩崖题刻中，隋代王谟诗刻是唯一的能够见到的一块隋刻。原题刻已于1977年毁于开山填海，现保存下来这件隋代的石刻拓片是我市石刻艺术的珍品。原高刻石100厘米、宽199厘米、竖刻9行，字径约10厘米。各行最多11字，最少两字，总计75字。刻文为∶"维大隋开皇三年岁次癸卯四月乙亥（乙方志为丑误）朔十七日使持节上仪同海州诸军事海州刺史南阳县开国侯京兆王谟巡历至此记文后代其诗曰（从记至曰七字方志略）因巡来自此，瞩海看波流。自兹（方志为此误）一度往，何日更回眸"。

王谟五言诗刻最早收录于北宋阮阅所辑的《诗话总龟》中，《古诗苑》和《诗记》中也皆收录。王谟是隋朝王氏家族王长述的儿子，位高而宠隆。海州当时作为只领朐山、东海、怀仁、沭阳、涟水五个县的下州，它的刺史却有着一连串的重要头衔;使持节、上仪同、海州诸军事、海州刺史、南阳县开国侯。可见海州在隋代平陈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隋朝仅仅存在了30余年，因而这一时期书法传世不多。王谟五言诗刻的书法隶杂以楷，在隋代隶书中虽算不得上乘佳作，但从全国遗存的不多的隶书艺术中，王谟诗刻也算得是隋书中的翘楚，弥足珍贵。

唐代摩崖题刻中，保存既完整、书艺又精美的，当数花果山《郁林观东岩壁纪》，虽历经千余年，而风韵犹存，绝壁生辉。

唐隶，即《东海县郁林观东岩壁纪》摩崖题刻，位于连云港市花果山景区隋代郁林观遗址"飞泉"东侧的崖壁上。刻石面南，净面高 2.1 米，宽5米，自右向左竖刻，首行篆书题名，正文连同落款计 24行，行17字，字径18厘米，全文共392字（图3）。《东岩壁纪》刻于唐开元七年（719年）。它既是一篇纪实性的优美散文，生动地描述了云台山的自然景观"雾夕与碧海同深，将赤城争峻"，"悬流喷水，藏宿雨而时来，卧石埋云，触摇风而不散。历时花木，红紫无名"，也是因官场沉浮，表现出作者出尘遁世，寻求"紫翠之房"、"洗我尘虑"，脱离现实的思想流露。

从《东岩壁纪》的落款—"崔逸文"来分析，应为海州司马崔惟怦之子崔逸著文并书写。《新唐书》中崔惟怦有传，曾任海、沂等州司马。其子曰"镜邈"，而镜邈以下即 无记载，疑即为崔逸，字镜邈。清河崔氏是唐代的望族，仅李唐一代崔氏入阁拜相的即有二十三人。

《东岩壁纪》问世以来，得到书坛有识之士的极力推崇，虽僻在海隅，其拓本却流传极广。早在宋代就被渡江南下的著名金石家赵明诚的夫人李清照收入他们合编的《金石录，九百三十五、九百三十六、九百三十七唐郁林观东岩壁纪》中，清吴玉搢著录于《金石存》。清叶昌炽在其《语石•卷二》中再予收录并有记∶"海州古朐山县地，明以前尚有汉刻东海庙碑。吾乡顾氏艺海楼尚藏孤本，而原石之亡久矣。然郁林观东岩壁纪，天挺伟表，鸾翔鹄跱，汉石门、析里两颂无以尚之。以僻在海东，见之者少。山左赵佑资赍两本到京，余得一通，吴蔚若前辈悬之省馆壁间，见者未见年忌月，惊为汉隶。"

关于《东岩壁纪》的书法艺术，可能受清叶昌炽《语石》中"汉石门、析里两颂无以尚之"的影响，当代不少学者总是和《石门颂》对比，认为其用笔布白，极富《石门颂》特色，认为诸字和《石门颂》皆神似、形似，而省文管会的刘谨胜先生在其《江苏碑刻》中作了中肯恰当的评价∶"从笔法上看，书家有意识地想超越晋魏，直入汉隶之室的追求是很执着的。它不取唐隶通行的那种整肃平正、丰腴雍容之态，而求通过瘦劲挺秀的线条，规整中见飘逸的结字，反映出它自身的艺术个性。""唐隶"于198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东岩壁纪》刻石对面平整的"廉石"上，有一块宋祖无择三言诗碑和唐东岩壁纪互映生辉，堪称花果山摩崖题刻中的双壁。祖无择三言诗刻位于唐隶石刻的斜对面，刻于"廉石"的北立面上。诗刻高约5米，宽约6米，小篆字体，字径8寸，正文14 行，行7字后一行5字，共95字。前三行21字是撰文、书篆、镌刻者的籍贯、姓名、字号，后11行74字是三言诗正文，记述了祖无择、苏唐卿、王君章三人畅游云台山的感受，最后是21字的落款分2行，总计126字。诗刻的时间为北宋庆历甲申年（1044 年），距今已有950多年。三言诗刻为祖无择撰文，苏唐卿书篆，王君章镌刻，各取三人文、笔、刀之长，史称三绝名碑。清吴玉搢广收古今墨拓，将三言诗刻编入古今篆刻之次，载于《金石存》。明、清两代皆收入地方志书。建国后，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编印的《各种书体源流浅说》里，在介绍宋人小篆时，特别推崇三言诗刻，"宋篆"于2002年与唐隶合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宋史》载∶"祖无择字择之，河北范阳人。进士及第，历任南康军、海州、提点淮南、广东刑狱，广南转运使，入值集贤院。与王安石同修起居住，知制诰，加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进学土，知郑州、杭州"，是北宋有名的文人。该三言诗就是知海州时渡海游览云台山时所作。

苏唐卿，陕西武功人。他是欧阳修的挚友，宋嘉佑七年（1062年）任山东费县县令。八年书欧阳修《醉翁亭记》于费县衙内。《金石索》中收录了苏唐卿的《醉翁亭记》，并有"佳章善篆"的赞誉。三言诗刻书于1044年，早于书《醉翁亭记》18年。《醉翁亭记》书刻早已失传，而独三言诗刻历经千年风雨仍大放异彩。

王君章，从题刻知其为山西清原人，史无载述。从石刻艺术中体现出镌刻之精湛，或为名重一时的金石家或为祖无择、苏唐卿之密友。其表现原作艺术的精湛刀艺也可谓历千年而不朽了。

郁林观宋刻为小篆体势，笔力遒劲，结体古拙，虽经九百余年的风雨剥蚀，苔藓斑驳，却仍风神凌人。宋篆的流风余韵仍耀然于石壁之上（图4）。古代书评中说∶"善笔力者多骨，多力丰筋者圣。"苏书笔力借助于镌刀达到石上，骨气洞达，使人有人石三分，力透石背之感，谨严之中飞扬着旷逸的神采，形神俱备，递相映带。苏篆得力于唐李冰阳《迁先茔碑》，不愧为宋代著名的篆书大家，历代评论其书艺"气魄沉雄、丰姿劲挺"，并非是溢美之辞。

在宋代的摩崖题刻中，海州白虎山的《张叔夜题名》碑，为研究宋史的人十分器重。因为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江在海州投降的史实。历史上的宋江和《水浒》中塑造的宋江毕竟是两码事，这是没有人去争论的，然而，历史上宋江有没有在海州投降，曾是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据宋代官方史书及1960年在浙江发现的北宋折可存的墓志铭的记载，义军首领确实是在海州向知州张叔夜投降，并参与了攻打方腊的战斗，后又被宋廷毒害。张叔夜题名碑为这段史实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张叔夜题名碑又称"登高碑"，刻于白虎山北侧半山前一块光滑的立壁上，长2.2米，宽1.5米，17行，行7字，字径12厘米。真书题勒，书法艺术不算上乘，但却方正工矩。（图5）其文为∶"徽猷阁待制，知州事张叔夜、淮东兵马都监刘绳孙、前兵马钤辖赵子庄、兵马钤辖赵令mao，前朐山令阎质、刑曹王冶、怀仁主簿蒋仝、权朐山尉王大猷。宣和庚子重阳仝登□□□献书此"。

从题刻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叔夜已从海州知州升任徽猷阁待制等京官，此次是回到海州重任知州，而同游的有远道而来的淮东兵马都监，已经离职的和在职的兵马钤辖还有兵曹、朐山尉，可以说是海州军界的一次大聚会，不是一般的游山玩水，而是一次军事战役的前奏。形势之严重，部署之严密，从字里行间都透露出这一社会背景的端倪。

据有关史料记载，宋江先挫于沂州，向淮南移动，又挫于沭阳县境。宋江率部来海州完全是一次战略行动，即占领云台山作为根据地以图东山再起。宋王朝已经完全掌握了宋江这一军事意图，因而提前作好军事部署。

张叔夜登高碑刻于宣和庚子（1120年），而宋江率部"趋海岸"的时间是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从二年九月九日登高到次年二月宋江来海州，中了张叔夜的诱敌之计，战舰被焚，遂因"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而投降。

梁山义军虽然失败了，今日登临白虎山，吊"好汉茔"，读"登高碑"，仍会为梁山好汉的斗争精神而折服。

连云港市摩崖题刻多数集中在各景区，如孔望山风景区、白虎山风景区、石棚山风景区、花果山风景区、宿城风景区、东磊风景区等，每一处石刻群，上下可以跨越 千余年，但却延绵有序，是一笔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

文章来源于网络，作者：李洪波、高伟等